比较美国和中国学校辅导员的技能和专业领域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学校咨询（school counseling）的采访作业。坦率地说，美国的学校咨询模式在我的观察中并不适合中国大多数学校。未来我会继续分享一些学到的关于学校咨询的内容给大家。欢迎分享、关注、成为 Plus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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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寻找采访对象的时候，很多人会质疑我采访对象是否找错了。和美国不同，中国目前还是比较旧的教育模式，会为学生或者每个班级配备一个生活辅导老师，而心理老师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从外面聘请的兼职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从我仅有的人脉关系中找到这些愿意帮助我的老师们。也以此篇文章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与两位中国学校咨询师进行了访谈：北京上地实验小学的罗女士和上海平和双语学校高中部的苏女士。我还与温州才华技术学校的高中教师徐女士以及美国 Toano 中学的负责初中的学校咨询师布兰迪女士进行了交谈。。
通过比较他们提供给我的信息，我对他们在角色、对待工作以及对于学校咨询师职责的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感到震惊。
学校咨询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职业。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初中和高中才有心理老师，即使国际高中有心理疏导室，但学校从未向我们学生介绍过他们的存在，我也从来没有在学校见过心理老师。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以及学生危机行为的出现，国家也开始规划学校心理咨询师的配备，一些学校也开始响应这样的政策改变，他们从原来只关注学生成绩和升学率，也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小学的罗老师告诉我，这也是她能够找到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虽然如此，但地方政府和学校似乎并没有与学校咨询师相关的认知和了解。他们似乎觉得，只需要给学校放一个心理咨询师就可以了。
在过去两年，受疫情和学生行为问题的影响，中国开始规划学校咨询师工作。一些学校已经对此做出反应，将关注点从只看重学术成绩和大学录取率转向更加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罗女士表示这是她能找到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罗老师担任的就是这样的角色。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不算是 school counselor，没有相关的执照。她虽然表明她的一个朋友也和我一样在国外读 school counselor，但她对于这个到底是什么并不了解。
学校的这份工作对她而言也是兼职的，并不是全职，因为她的counseling orientation 是长程精神分析——在中国今年最近比较火爆的研究生项目，在我看来，显然并不适合学校的工作。
她也这么认为，并且感到在学校的工作是乏味和无力的，对自己的定位也不太清楚。在回答给即将进入这行的人的建议时，她说，“如果对孩子或者学校的工作不感兴趣，不建议投入大量的时间到这个职业。”
从她的描述中，我知道她的工作也只是给学生上心理课，普及心理知识；偶尔帮助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但时间都不会很长，而且因为她的咨询取向，似乎也不太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
罗老师还表示，学校似乎对她的定位也比较模糊。她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但是和老师的办公室离得很远，平时也没什么交流。学校给她对外的岗位是行政岗位。这个岗位似乎将她和老师以及学生之前树立了一道厚实的墙，阻碍了互相的交流。她非常担忧，说道「有的老师不让学生找我，因为担心学生会向我告他们的状，会因此被辞退」。
在我看来，这对学生来说可能是危险的。如果学生在班级里真的发生了什么，老师可能会隐瞒或者拖延学生得到及时治疗或者帮助的可能。这种和老师之间无形的、尚未解释的误会也令罗老师无法管理课堂，不知道该如何设立规则。同时，孩子们的家长也不太配合，「他们会不服从、反对、甚至引用听到或者看到的更权威心理专家说的话质疑我。“罗老师无奈地跟我说。
当我问到她有没有针对这样情况的解决办法，或者如何与学校、老师一起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她说“不知道，”沉默了一会说，“这似乎是学校系统和政策的大问题，并非单凭她一个人能可以解决的。”虽然她对自己的定位表示困惑，但看到学生因为她的帮助而情绪和生活都越来越好的时候，她也非常开心，“孩子们的笑容是最治愈我的。”
苏老师告诉我，学校有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她负责高中部。每个学段都有一位心理咨询师，也就是说，这所学校一共有三位 school counselor。
和北京不一样，想要进入学校咨询行业的人可养成考取上海心理教育健康发展中心组织的学校心理咨询师证书；而且也建议像我这样的准专业人士未来可以申请国际学校而非传统学校，因为前者更加多元、包容和开放，也愿意听取像学校咨询师这样先进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改良。
苏老师说，她已经工作 5 年了，目前主要使用积极心理学。她认识到学校咨询方面的变化是近些年来在自杀和 NSSI 方面的高危个案处理，以及如何运用创意性疗法（creative therapies）比如戏剧疗法（psychodrama therapy) 和艺术疗法(art therapy) 这样新颖的治疗方法如何与学校相结合起来，更好地帮助学生。
除此之外她也强调了信息处理以及保密原则上面可能遇到的双重身份的重要性。在采访中，她推荐我关注她的小红书，中国的社交媒体之一类似于 Instagram，并说有些问题她已经在上面通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回答过了。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可以看到她得到了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合作与支持；她还经常组织相关心理普及活动。她分享了一个叫做“彩虹卡”的工具。
学生在辅导会话前或后画彩虹卡；每张卡片都包含一句积极的话语。例如，“失去某物意味着新事物将进入我的生活。”看到这些话语后，学生变得更加积极，并且他们消极或焦虑的情绪得到安慰和认可。为了保护隐私，她对学生照片添加了可爱的马赛克效果。
她还进行了一项名为“情绪垃圾桶”的活动，让学生们将他们最近的不好或消极的想法写在小纸片上，然后扔进垃圾桶。完成后，苏老师倒出这些纸片，并随机利用这些“负面思维”创造了一些新句子。她还为孩子的父母主持了一个关于家庭关系的课程。整个过程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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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位老师给出的内容来看。每个地区的学校对于school counselor 的理解和支持都不同。发达的大城市的学校尚且如此，那么一些不发达的城市又会怎样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找到了在职业高中的徐老师。
在中国，因为教育政策的关系，我们有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之分。职业高中，学生普遍“学习不好”，他们只学习专业技能知识，比如电气、计算机、美工等，有点像美国的 trade school。
这些学生被大众视为“差等生”，在社会中，经常被人看不起，自卑、自我效能感低等等。
徐老师告诉我，她有的学生是抑郁症；有的学生以前在初中被霸凌过从而得了被迫害妄想症，后来实在和同学相处不下去，家长只能转学；有的学生有双向情感障碍，一直在吃药，但有时也是控制不住情绪，容易伤害同学，最后被转走了；也有自闭症的学生。从她关心和迫切的语言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她非常爱她的学生们；也能感受到她面对这些学生时候，但不知道如何帮助到她们的手足无措的焦虑之感。
为了能帮助到学生，徐老师经常自学一些知识，但教导老师心理知识本应是学校咨询师的职责。
徐老师跟我说，“我都快成为心理老师了，现在也经常阅读和学习教育心理学相关的知识。不过，很多时候，我说的很多疏导和安慰的话，学生们都不听。”
我说，“这就是这个专业存在的原因！”
我发现，她非常想帮助她的学生，但不知道具体的方法。我问她是否对「学校咨询师」有没有了解，她疑惑地说不太了解。她说，虽然学校有配备一位咨询师，也不经常在学校待着，时常找不到人。
“学生对她很陌生，所以对学生产生的影响也并不大，”徐老师略微抵触地说道，她非常看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信任链接，“我的学生信赖我，觉得我想姐姐或者妈妈。” 我也十分认同这一点，信任关系是咨询关系的前提；让学生信任我们，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
在我向徐老师阐述学校咨询师的职责和角色之后，她非常期待学校中存在这样的角色。这样一来，她身上背负的责任能够减轻，不至于耗尽自己的能量，而且还可以更好的教授学生知识。但是，学生问题所带来的满足感使徐老师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即使这非常辛苦和劳累。
令我惊讶的是，和小学老师不同的是，这个学校的家长都非常配合老师的工作，交流起来也比较容易。但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学生们的父母都在挺远的地方工作，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y status) 相对较低，所以更愿意听老师的话。不过，徐老师也表示，家长们对孩子打骂的情况也很常见。
应对不支持的家长的困窘，布兰迪女士建议学校咨询师应努力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父母可能因为担心而显得不合作，但他们通常只是在寻求孩子的最佳利益。我们需要理解并确认他们的忧虑，并向他们保证我们会提供支持。。
她认为，如果我们用心对待并将他们纳入我们的解决方案的团队中，即使表面上看起来不合作的父母也可以成为盟友。然而，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家长仍然不合作，则可能需要牵涉到管理层的干涉和处理。
当被问及如何支持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父母的学生时，布兰迪女士提供了几种策略：1）提供随时可得到的学校用品包括背包；2）保有一些卫生产品库存供学生使用而无需询问；3）通过俱乐部和活动提供学业和生活帮助；4）与社工联系以帮助满足家庭需求。
与罗老师因为师生关系的矛盾而无法管理好自己的班级相比，布兰迪老师并不经常在某个班级上课，无法建立班级规范，所以她没有自由，只能遵守各个班级老师的规定。布兰迪女士强调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关键，因为突然的变化和突发的事件可能会改变学校中每个人的日程安排。
此外，布兰迪女士还提到，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有情感的人。在面对自杀、虐待、忽视、欺凌等创伤性问题时，我们可能会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当我们接到一些与自己角色无关的任务时，我们可以说「不」，以防止自己精疲力竭。面对不支持自己的父母，我们可能会感到愤怒、恐惧或沮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站在第一线，必须要很灵活多变，倾听他们的心声，做他们的 "传声筒"。
总结
在我的访问中，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中的学校，以及发达城市中的普通和国际学校中，对于学校心理咨询师在角色上以及配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争议的。
在寻找受访者的过程中，很多从业人员表示他们无法回答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属于大学范畴或更像是指导教师而不是心理教师。有人认为学校咨询师更倾向于心理教师，而其他人则更倾向于指导辅导员的定义。
对学校咨询师定义模糊的理解导致了缺乏专门从事学校咨询工作的专业人士；这对一些偏远地区来说非常不友好。从苏女士的话中可以看出，包容性国际学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然而，徐老师和罗女士所在的学校都需要像苏女士这样专业化的学校辅导员才能存在。这些老师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教授心理知识、改善课堂管理以及与家长进行沟通；同时，学校辅导员还可以组织课程和活动，帮助学生和家长，而不仅仅是无目的地存在或对学校和学生起危险作用。
看到学生成长，渡过困难，拥有处理冲突和压力技巧，是老师和学校咨询师希望发生的事情，也是他们获得愉悦，找到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在访问中，每个人也都间接或者直接地提到了文化和个体差异，比如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教育背景，但有的老师并没有很深入，所以我也并未比较这一点。从和每个人的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她们对学生的热爱、真诚和期待。虽然道路布满荆棘，但也快乐。
在采访每个人之后，我被他们对学生的爱、真诚以及对未来寄予的高度期望深深感动。尽管旅途中充满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喜悦。让我用布兰迪女士的话结束这篇文章：“最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获得优质教育，并尽可能多地上课，同时理解他们仍在发展问题解决和缓解紧张情绪所需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