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期 Preface：杨笠事件背后的政治性

人们在庸俗、下流和愚蠢的兴趣方面往往及其相似，而在高雅、审美和高尚的兴趣方面却大相径庭。

——大卫 · 福斯特 · 华莱士

我知道你兴冲冲点进来，想赶紧阅读我是如何批判「杨笠」和那帮女人的。

如果你这样想，那这篇文章可能会让你失望了。

关于杨笠的很多文章，似乎都没有谈「对」方向，或多或少都和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政治环境中，我们很容易被情绪裹挟，分别为愤怒、恐惧和抑郁。这三种情绪相辅相成，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正在阅读相关内容的大众。研究人员 发现，有关道德内容的转发和互动在推特上因政治派别而高度分离对立，并且人们更倾向于分享情绪化的内容。

于是，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谈谈政治和立场，让我们冷静一下。

之后，接下来的 Part I，我将聚焦「词语的错义」，指出杨笠和大众对「普信男」一词的曲解，并透过她的自身经历，知道这种错义为何而来。Part II，谈论的视角从舞台上的杨笠转到了舞台下，揭露语境的问题，看一下场内观众和场外通过手机屏幕的原子化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Part III 中，我将聊一聊「幽默和冒犯的区别」；Part IV 讲介绍愤怒；Part V 我们一起聊一聊《看理想》的文章中，“犯了”那些错误。

我不是哲学、政治哲学和心理学的老专家，希望您在阅读时，带着质疑的态度思考。如有指教，敬请回复邮件理性交流。

在疫情时期中，大部分人都陷入了一种政治抑郁中，即失去对命运掌控的思想和感受。这种观念认为工作、教育、想象力和毅力都不重要，并且一个人的可能性存在上限。政治抑郁不仅让年轻人经历焦虑、愤怒、被欺骗或背叛，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会「发现自己与核心信念格格不入」。

Lusson 写道：

政治抑郁可能部分源于对可能因无法控制的条件而遭受物质伤害或社会排斥的恐惧。其中可能存在迫害的成分；认为自己的政府被社会偏执所驱使，害怕“他者”，而自己就是“他者”。甚至可能认为自己的社会正在培养某些人群的劣等感，而这些尝试如此微妙、马基雅维利主义，以至于让人质疑自己的现实。这反过来可能产生心理上的煤气灯效应，即个人或机构通过告诉他人他们所经历的不是这样，系统地侵蚀他人的现实。

在 我的分析 中，政治抑郁的背后也蕴含着 博伊姆 所描述的 修复性怀旧 和这种激进性质的重返失败和无法掌控命运的受挫恐惧，汇总为了双重无助。这种双重无助逐渐「侵蚀了他人的现实」，将人们引入虚无。

应对由此产生的抑郁状态的方法之一便是跳脱出思维框架。不过，这一点似乎很难意识到，即便意识到，又很难做到。凡是政治的，皆为偏见的。我们现在已经住在了信息茧房中，很难突破。相比突破信息茧房所付出的努力和 学习的痛苦 而言，安静地呆在房子里「享乐」才是最好的选择。大数据推送的内容本身就带着各式各样的偏见，阻挡我们了解「真知」。

更别说，需要付出高额精神力、注意力和批判思维的，迷惑性很高的政治性内容了。

Westerwick 和其他人在 2016 年在一篇研究《对政治在线信息选择性暴露中的确认偏差：来源偏差与内容偏差》中得出结论，无论信息来源的质量如何，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都会出现，而且这种偏差普遍存在，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已有观点一致的信息。文中提到了两种信息处理风格：认知需求（NFC）和认知反思（CR）。

认知需求指个体对复杂思维的享受和参与程度。高 NFC 个体更倾向于进行深入的信息处理，因此他们对信息来源和内容线索都更加敏感。研究结果显示，在信息处理阶段，高 NFC 个体在阅读时间上表现出更强的确认偏差，他们会花更多时间阅读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

在信息选择阶段，高 NFC 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来自无偏差来源的信息，并避免接触来自有偏差来源的信息。认知反思指个体在面对直觉反应时进行仔细思考和反思的倾向。高 CR 个体更善于进行理性的信息处理，因此他们较少受到确认偏差的影响。只有低 CR 个体才会表现出明显的确认偏差，他们会更频繁地选择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

点赞也是「猜你喜欢」算法中占比很高的功能。算法分析点赞行为，得到你喜欢浏览的内容，并疯狂推送给你，增加你对该应用平台的驻留时长和使用频率。为了让新的创作者加入平台，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创作中心。以个人常用的三个平台为例，列举如下：

• B 站：创作学院、视频制作、视频管理、开播学院、内容变现、账号运营、电商带货、电磁力……
• 小红书：创作者中心、活动中心、笔记灵感、主播中心、创作学院、成长中心……
• 知乎：近 7 日阅读、赞同、内容分析、问题推荐、好物推荐、海盐计划……
• 公众号：单篇浏览量、创作激励奖励……

我们看到，每个平台都为「创作者」铺平了道路，更方便地创作同质化内容，降低了学习门槛，希望慕名而来的人们可以快速地在这个地盘上摆摊。

「如今，万事求点赞。」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批判道。「在点赞的共同体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同的人。」

在这个“点赞”的社会里，一切都变得讨喜，艺术也是如此。因此，如今的我们忘了该如何惊异：“人类围绕着‘除了主体精神之外的东西’编织一张分类网络，这网络编得越密集，人们就越彻底地丢掉惊异于‘其他’的能力，凭着对‘陌生之物’日渐加深的熟悉感而自欺欺人。艺术则设法对此做出修正，尽管它势单力薄，仿佛就快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直以来，就是艺术使人类去体验惊奇……

John Sommer 在《The Like Button Ruined the Internet》（2017）中评论道：

一旦其他人开始通过「赞」按钮来告诉你他们喜欢什么，你就不可避免地开始遵从他们的想法。由于"人们在庸俗、下流和愚蠢的兴趣方面往往极其相似，而在高雅、审美和高尚的兴趣方面却大相径庭"，你发布的内容就会开始看起来很像其他人发布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同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在 "捞赞"。

这种毫无「底线」地「捞赞」，也令我最终放弃了进驻 问一问，产出高质量内容。

同质化的内容，让我们看不到异同：

今天，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对比和比较，根本不允许“他者”的存在。我们时刻把所有事物拿来比较、归类、标准化，为“异类”寻找“同类”，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体验“他者”的机会。针对“他者”的消费是不存在的。消费社会力求消灭异质化（heterotopischer）的他者世界的差异性和可消费性。与“差异”相比，“差别”是一个褒义词。一切都将作为消费的对象变得整齐划一。

于是，在我们大脑潜移默化地分类后，各个平台有了各自的功能。比如 B 站看数码视频或者科普类视频，公众号用来看一些新媒体长文，小红书用来看一些设计好物……

在每个类别中，我们很难看到除了头部 UP 主之外其他人的作品，又因为被「创作激励」和「阅读 / 播放量」钳制的新人创作者，也只能成为「主人话语」的奴隶，听之任之。

所以，作为观众的我们，只能期待同质化圈子中的某人能够做出有创意性的东西，甚至关注此 UP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创造性。比如影视飓风、老师好我叫何同学、热男HotGuys。

可是，这对创作者本身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可能必须持续创作创意的东西，一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他们当然可以经历创意疲软期。可如果回归作品没有达到观众们的高预期，那么就会流失掉部分观众。

根据 Questmobile 在 2023 年 9 月发布的五大平台（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哔哩哔哩）中，24岁及以下（39.7%）和 25-30 岁年龄段（23.8%） 的用户占比位居行首。

这些 Z 世代的年轻人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而多巴胺的降低，令这些年轻观众开始寻找新的刺激物。

于是，女人似乎成为了新选择，飞速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比如「科技体验派」粉丝总数 25W+，男观众占比约 87%；「小西设计所」的粉丝总数 89W+，男观众占比约 97%；「热点科技」粉丝总数 45W+，男观众占比约 84%；从先看科技独立出来的「橙红Iris」粉丝总数约为 58W，男观众占比约 67%；「迪仔Dizzz」粉丝总数 30W+，男观众占比约 62%；「爱泡研究所」粉丝总数 19W，男观众占比约 90%……（数据来源：新站，访问时间：2024.10.27）

和小红书晚间直播女性性用品的策略不同，B 站则会推送很多性感（褒义）主播。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意识到，也许是时候去睡觉了。

也许你会说，这都要归责于多巴胺！

Anna Lembke 在《多巴胺国度》（Dopamine Nation）中写道：

当我们嗜好愉悦的事物时，平衡状态意味着 "我们的大脑会通过让我们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来进行补偿。

每一次，事情都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但我们最终会依赖这些刺激来维持身体机能。我们螺旋式地坠入寻求快乐的深渊。数字世界能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吃大喝，因为没有实际限制迫使我们暂停。对于毒品，你最终会耗尽金钱或可卡因（即使是暂时性的），但 Netflix 的节目或 TikTok 的内容却是永不枯竭的。通常你什么都不用做：下一个点击就会自动加载到你的屏幕上。

粉红色的 mesolimbic pathway 通往 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 奖励中心，在成瘾的发展和维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无论喜欢还是讨厌，它和所有的动机行为感受相关。

在《贪婪的多巴胺》里，作者利伯曼描述了一个被撤稿的研究。研究表明，善于操控、思想强硬和追求实用主义的，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者。而利他主义、善于社交、有同理心和传统的则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爱冒险、追求刺激、易冲动和权威主义也恰恰是多巴胺升高的特征。

「政府的本质就是控制」，而且是「多巴胺能的」。进步主义十分热衷于参与政治进程和抗议活动，对现状感到不满。他们总是拥抱变革，沉浸在多巴胺制造的「更好世界」的美好幻想中，认为「技术和公共政策的正确结合可以消除人类境况的根本问题」。同时，他们喜欢追求新奇事物，富有创造力，更有能力处理抽象概念。

不过，硬币都有两面。过量的多巴胺与躁狂发作有关，这可能导致欣快感、愤怒、易怒、极度快乐或攻击性（Dr. Lakshami, 2022.)。它也和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症）高度相关(Davis et al., 1991)。

1985年，媒体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出，电视的兴起削弱了政治话语。他借用了罗伯特 · 麦克尼尔（Robert MacNeil）的表达，写道：「……是为了让每件事都尽量简短，不要过度消耗任何人的注意力，而是通过多样性、新颖性、行动和动作不断地提供刺激。这使得你……每次都有几秒钟的时间，不关注任何概念、任何个性或任何问题。」

社会的自恋化倾向，让社交媒体将公共话语转为私人的，公共空间被瓦解为私人的自我空间，瓦解为「一个个人们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无异于一个属于独立之自我的共振空间。」

自我是没有能力倾听的。

快速多样化的充满「点赞」和自我认同的信息增加了人们脑中的多巴胺含量，导致上瘾，个体们越来越喜欢同质的内容。让他们停下来思考？别想了，对这些人来说，多巴胺戒断（数字解毒digital detox的一种方式）太令人难受了，夸张地讲，与「死亡」无异。

匆忙且被动的幻影公众们缺乏专业知识且只能接触的信息十分有限，李普曼认为让这些公众参与到复杂的公共事务中是不切实际的。

在 1922 年出版的《公共意见》里，李普曼将媒介所生成的这个环境称之为「拟态环境」或者「伪环境」代替了真实环境，成为公众想象世界的主要依据。媒介不一定会改变公众怎么想，但却决定了他们关注的视线和内容。

原来和大众有距离的政治话语，在自我空间里，政治话语的他者性降格为了自我话语的主体性，成为了与个体息息相关的自我事件，形成了自我聚焦的、抵御异同的自恋团体的「图腾」。

在陌生且自私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为自己建造了「护城河」，阻挡他人的进入。一旦他人在不理解中进入领地，便会立刻激发个体的恐惧感和自我保护功能，被视作敌人，而清除。

外在异同、内在相同的集体沉浸在各自的想象世界里，互相不理解。在多巴胺的催化下，面对争议性话题时，人们变得冲动、易怒，丧失了「耐心」，也丧失了「倾听的能力」，无法打开心扉和陌生人交谈。最终，只能是暴力性的互相攻击。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呈现出来的和我们通过媒介所感知的世界，正在成为世界本身，而那个所谓的真实的客观世界反而已经无关紧要了。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分享：「人与人之间认知不同频，难以沟通和建立共识。这个新的伪环境成为了像蚕蛹一样包裹我们的「信息茧房」或者「过滤泡」，让我们会更关注自己的兴趣，忽略公共问题。」

在 2023 年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的一篇论文 中，作者指出，焦点事件发生后，由于信息碎片化导致的信息过载，事件真相往往以阶段性形式呈现。这种情况下，事实容易被扭曲，事件矛盾被恶意夸大。此外，算法技术的推动、各方媒体的参与以及公众人物和意见领袖的二次传播，最终导致网络暴力事件的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

《风险的接受》一书中，玛丽 · 道格拉斯写道「人们关于世界的想法直接出自社会经验」。公众们对于政治议题的经验，不恰恰就是由这些碎片化、经过二次传播的、被曲解的信息所构成的吗？

所以，公众从来没有讨论过公共问题，而是围绕着公共问题产生的结果和与之匹配的自我偏见的经验，莫比乌斯环般地争论不休。

政治是一场对抗性的游戏，缺乏理解导致将对方妖魔化。政治的背后永远存在操控意味的目的。如果不让自恋团体们相互对抗，互联网上的争论最终可能会形成两种结果：实体暴力和幽默。

如今，和平时代，大规模的实体暴力显然不可能。所以，马丁 · 德金领导了能够引发他者紧张并且意识到问题的非暴力游行「运动」，又比如法国的罢工游行。这种非暴力运动，在国内环境中都是无法实施的。我们也都明白 2 年前在南京传媒学院的运动最终走向了怎样的结果。

所以，实体暴力转化为了互联网暴力。

42% 的社交网络用户表示在网上遭受过某种形式的人际伤害（Henson, Reyns, & Fisher, 2011）。Pereira 等人（2016 年）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69.9% 的青少年报告过去曾遭受过某种程度的网络骚扰。其中，60.8% 的青少年表示曾多次遭受网络骚扰。

不过，一旦成为闹剧，作为「父亲说‘不’」功能的他者会通过审查、禁言等措施干预。

于是，幽默成为了大众宣泄的新选择。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很累了吧。放松一下，深呼吸，看看别处。

5 分钟后再回来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