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历史和文化？

昨天上课，教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Why is it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patterns in the field? How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als and contextual parameters relate to your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为何在该领域考虑历史背景和文化模式至关重要？普遍性与情境参数之间的关系如何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相关联？

这个问题，可能在你的领域中，也比较重要，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当我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脑里面有三个模型。一个是历史时间轴（Timeline），一个是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另一个是乔治 · 恩格尔（George Engel）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Biopsychosocial Model）。

历史 · Historical Timeline

首先是历史时间轴，一些形而上的培训机构会称作「历史观」。可能我将要说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之中，但因为我只涉猎心理领域，所以只会围绕心理而言。这便是我的局限性。如果你上周阅读了我翻译的书籍《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哲学议题》的第一章，那么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历史中研究者的因为自身所处文化而带有的局限性。

作者是这样写的：

本书潜藏着一个核心主旨：任何思想，终究诞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若不深入了解思想提出者的意义体系、个性特质、内心挣扎与认知偏见，我们便无法真正透彻地理解并评判其理论。例如，在研究精神分析时，倘若了解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视为严谨的科学家，常难以容忍异见，且童年备受母亲溺爱，这些背景无疑极具启发性。正是创始人的这些个人印记，帮助我们理解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多重面向，例如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培训机构中存在的僵化教条，以及传统弗洛伊德观念中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同理，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农场的成长经历与神学院的训练背景，也为我们理解人本主义关于成长与自我实现的理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意义语境。

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思想的传播者们很少会揭示那些让他们格外珍视某些理念的个人因素。或许，许多知识分子不愿承认——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其理论选择深受主观世界的影响，仿佛这样的承认会削弱其立场的客观性与说服力。事实上，在学术领域，自我披露堪称凤毛麟角——只要随手翻开任何一本学术期刊，你几乎都找不到作者探讨其研究课题的个人意义何在的论述。

弗洛伊德的理论确实忽视了女性，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数据和事件支撑，以及为了守护自己的理论根基而防御一些反对自己言论的人，甚至断交、割裂。这些时代背景信息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除了弗洛伊德之外，还有很多「名人」都曾受困于历史局限性。